“五姓七家”中国最后的贵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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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的，因为同时皇室又自称其祖出自陇西李氏且以此为荣。高宗时代，依旧打压世家大族，并以法律的形式颁布禁婚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结果依旧不如意，不但不能禁止他们互相为婚，反倒在无形中增加了这些大族的资本：“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婚家’，益自贵。”他们不仅蔑视诸姓，即使皇室也不能入其眼（皇室虽自称出自陇西李氏，但受怀疑，且有胡化之风，不为崔卢所重）。唐文宗时，皇帝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但郑覃宁可把孙女嫁给时为九品官的崔某。为此文宗无语：“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即使是到了文宗时代的晚唐，人们的门阀观念不仅没有减弱，相反更为严重。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盛唐时，“五姓”在朝廷上并无绝对优势。原因一是，当时建唐的功勋——“关陇军事集团”仍有很大势力；二是皇帝有意压制；三是大力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导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现，而当时“五姓”多以门荫入仕，不适应且不接受科举考试这种新的出仕方式；四是寒门出身的朝廷权臣的嫉恨（如武周时宰相许敬宗和李义府所为）。但“安史之乱”后，唐朝政治中枢进行了重建，“五姓”借助于科举制度而重新抬头，比如荥阳郑氏，盛唐时为宰相者难寻身影，而自中唐开始，连续出现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郑半朝”之说；又如清河崔氏，有唐一代，其支房南祖房、清河大房、清河小房、青州房共10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乱”前任宰相的仅有2人，事变后进入中唐，则陆续有8人为宰相。世家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与掌握了科举权有密切关系，再有就是在适应了科举考试制度后，世家大族深厚的家风与知识传统使他们在考试中占有特别的优势。如范阳卢氏，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中进士者超过百人，这一数量令人惊异。要知道，唐朝时科举考试中的进士考试是最难的，录取人数又少，卢氏能有此成绩，自是借助于家风与知识之厚。但高门大族中亦有始终蔑视科考制度而秉持中古贵族观念的，比如以荫入仕的宰相赵郡李德裕和荥阳郑覃，李德裕“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尤恶进士”，荥阳郑覃更是建议废除进士制度。

    但无论是北魏时，还是唐朝时，天下士族，崔氏始终排在第一位，在北魏时代，于中国北方，唯一可于之抗衡的是范阳卢氏，后来的“崔、卢、郑、王”、“崔、卢、李、郑”、“崔、卢、李、郑、王”、“崔、卢、王、谢”，都是崔、卢排在前两位。而郑氏，或排第三，或排第四，始终在“四姓”与“五姓”之内，只有王、李二姓在排列中有变化。综观“五姓”，自北魏至唐的名望与实力，以5分为制：博陵崔氏呈大幅上升趋势，打5分（16位宰相）；清河崔氏呈小幅下降趋势，打4分（12位宰相）；范阳卢氏呈中幅下降趋势，打3分（9位宰相）。缺乏标杆人物与重臣；荥阳郑氏呈中幅上升趋势，打4分（13位宰相）；陇西李氏呈持平趋势，打4分（12位宰相）；赵郡李氏呈大幅上升趋势，打5分（17位宰相）；太原王氏程大幅下降趋势，打2分（10位宰相）。唐朝时，虽在“五姓”，但作为郡望——“太原王氏”这几个字的影响力有限，在整体上已大大次于崔、卢、郑、李。原因除了缺乏标杆人物与重臣外，还有自北魏时起就家风不显有关。

    在唐时，次于“五姓七家”的士族，是京兆韦氏（16位宰相）、河东裴氏（17位宰相）、河东柳氏(3位宰相)、河东薛氏（2位宰相）、弘农杨氏（11位宰相）、京兆杜氏（10位宰相）。前四个为“关中四姓”。而京兆韦氏更是“关陇集团”的重要核心成员；河东裴氏则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家族，“懿夫百家郡望，四姓为先；天下氏族，莫如裴氏！”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东晋南朝四大侨姓王、谢、袁、萧中的一员，兰陵萧氏累世与隋唐皇室联婚，而成为“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作为特殊分子，竟出了10位宰相，贯穿唐朝，其力量也不容忽略。

    依唐时上面诸姓之实力与名望，排名为京兆韦氏、河东裴氏、兰陵萧氏、京兆杜氏、弘农杨氏、河东柳氏、河东薛氏。

    但随着僖宗时代的开始，黄巢暴起，广明离乱，以至公元905年的“白马之变”，收拾残唐的朱温，将崔远、裴枢、独孤损等高门朝臣一起投入滚滚黄河，一个时代也就随着远去的流水而真的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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