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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牛病的噩耗，朝鲜核危机愈演愈烈，美国倒萨扑克牌上的人物一个个归案，而国防部五角大楼却再次提高国内防止恐怖袭击的安全警戒等级。
这个时候的国内也是一个多事季节：潜艇失事，湖南矿难，大兴安岭火灾等等，然而，对于不少中国人、特别是京城的居民来说，所有这些轰轰烈烈似乎都不是他们眼中的新闻。
他们关注的仿佛只有两个字——非典，准时收看每天下午四点钟的卫生部疫情发布会，关注医学专家做客的电视直播，上网浏览关于非典的官方新闻和小道消息，仔细阅读报纸几个版面的抗非典报道，这些都成了每天的首要任务。
民间盛传一时的各种防非典药方中，有人发现其中一个竟同当年义和团药方防治洋人下毒的方子一模一样。考证者的结论是，这样的药方不过是一种人们在恐慌时刻想要做点什么的征兆。
在120急救中心和京城疾病控制中心的“与你同心”咨询热线，一百多名大学生义工每人每天平均接一百五十个电话，最多时两百多个。据说，打来电话的大致分为两类，老是觉得身体有什么不舒服、自己吓唬自己的，和足不出户觉得憋闷的、想找个人说说话的。
网上的段子非典时期的几种死法，夸张却精炼地把套中人的不幸总结为：戴口罩捂死，熏醋火灾烧死，喝大量中药毒死，同事染病吓死，公共场合咳嗽被扁死，网上散布流言被骂死，出差回来后被隔离郁闷而死，在家无所事事憋死等。
还好，就是在最脆弱的时刻，平民的智慧依然闪光。
在疫情和政府举措走向透明，在公安机关逮捕了封城谣言的始作俑者之后，一度泛滥于网络和短信的谣言渐渐平息。然而，立夏前后，一个“婴儿说话”的流言却在几天之内传遍安徽、江苏、陕西等十四个省份的农村和城市地区。
不同版本的说法中，婴儿的出生地各不相同，婴儿说的话也经过了本土化的改造，主要内容却惊人地一致，“一个婴儿生下来就会说话，告诉人们放鞭炮和绿豆汤可以防非典”。
类似的传言其实旧时早已有之，但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多多少少有些难以理解。社会学家们分析说，这是农民在用他们熟悉的知识体系来应对非典这种灾难性的突发事件，尽管可以理解，它同时反映出农村在灾难面前各种资讯稀缺的尴尬现实。
不过，让人更加尴尬的是，尽管之前并没有听到什么状况，但是立夏那一天，满城尽是鞭炮声，这更说明了科普工作任重道远，还需要继续搞下去。
作为中国内地非典重灾区和抗非典主战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一的京城京集中了一半以上的非典病例。于是，在一些人眼里，京城人被视作病毒携带者，惟恐避之不及。
某村的路口出现了几辆京字牌汽车，站岗的村童立刻放倒了消息树，村支书火急火燎地敲响了村头的老铜钟，京城京人进村了！乡亲们快戴口罩！一则鬼子进村式的手机短信流传甚广。
另一则段子似乎更灰，一女夜行黑处遇色狼被搂住，该女突然咳嗽，色狼立刻打住，摸女额头，烫！听呼吸，喘！色狼大恐，顿时逃之夭夭。该女一脸无辜大喊：人家只是太紧张，又不是京城来的！
疾病的威胁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也许是任何爱国卫生运动都难以企及的效果。
第一次知道了口罩还分为十二层、十六层，知道了消毒水的不同品牌；第一次严格要求自己早睡早起、洗手要洗上三十秒钟，尽管这是小学里早已讲过的道理；第一次坚持下楼跑跑步、打打羽毛球，而从前说起锻炼总是太忙，没时间；第一次好好研究食谱，发现自己的手艺并不比外面的饭馆酒吧差；第一次坐下来静静捧读那本《赝品》，恨从前不经意间挥霍了多少读书的好时光。
天上飞的，除了飞机；地上长腿的，除了板凳，什么都吃的广东人不敢吃野生动物了，分餐制也再次成为讨论热点。随地吐痰的人少了，一不小心为一口痰就得掏出两百块的罚款。四月以来全国各大城市对随地吐痰者实行重罚后，《欧洲时报》文章称，中国将擦掉吐痰大国的污名。
小区旁边的垃圾山清理干净了，民工居住环境大大改善了，公共场所不让遛狗了——据说，西安等地颁布的打狗令甚至让遗弃宠物成了新的社会问题。
一切从现在开始，也许还不算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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